三、城市化：公共空間的重塑與治理模式的再造

“我聞為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子產(chǎn)［15］

相較于網(wǎng)絡廣場上集體行為的暗流涌動，發(fā)生在城市廣場上的，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而引發(fā)的利益主體不斷分化、多元化以及主體意識不斷增強的社會現(xiàn)象，同樣為管理者帶來巨大挑戰(zhàn)。

城市化是人口和人類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空間集約化過程。［16］它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和經(jīng)濟現(xiàn)象，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居住結構、經(jīng)濟結構和社會生活方式，對人類的政治生活也具有重大影響。而公民身份起源于古希臘和古羅馬，成熟于中世紀的西方城市，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公民身份的擴展。而公民參與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現(xiàn)，是公共社會的基石。

從歷史上看，現(xiàn)代公共治理模式發(fā)端于古希臘的城邦文明。在希臘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廣場為中心，公共領域由討論和共同行動組成， 前者包括參與議事和法庭陪審， 后者包括參戰(zhàn)和體育競�？梢哉f，沒有城邦作為土壤，希臘公共社會精神就無從產(chǎn)生。

中國春秋時期的“鄉(xiāng)�！鳖愃朴诠糯�希臘和羅馬的“廣場”�！蹲髠鳌酚涊d，鄭國人到鄉(xiāng)校休閑聚會，議論執(zhí)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壞。鄭國大夫然明主張毀掉，子產(chǎn)不同意，他說，“我聞為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保�17］

意思是：只聽說用做好事來消減怨恨，卻未聽說能用高壓來阻止怨恨的。不是不能及時堵住，但這就象筑堤防水一樣，一但大水決堤，必有大傷害，要想補救也來不及了，倒不如預先以小小的決口來疏導。也就是說，不如聽取這些民間的議論，并以此作為良藥。不過鄉(xiāng)校的平民百姓雖然可以議政，卻無權參政，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此，相比希臘城邦還是有實質性的差別。但無論如何，“子產(chǎn)不廢鄉(xiāng)校”的故事，在禮崩樂壞的年代代表的是一種公共文明的進步。

近代公共治理則直接起源于城市共和國。中世紀晚期在教皇和國王統(tǒng)治之外的一些城市，由于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城市中產(chǎn)生了很多的商會和手工業(yè)行會，為了聯(lián)合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用金錢買下了城市的自治權，并且按照社會公共制度進行管理，從而促進了西方社會制度的發(fā)展，形成了西方政治經(jīng)濟制度的很多傳統(tǒng)。［18］

世界城市發(fā)展史和政治發(fā)展史也表明，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發(fā)展與近代以來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說，城市交通、通訊、建筑等基礎設施建設是城市硬件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那么，公共社會的價值則應成為城市政治文明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只有當城市成為公共辯論的話語平臺，圍繞現(xiàn)代性展開的思想論爭和意識形態(tài)沖突才能獲取某種新的表述。

另一方面，馬克思從社會分工的發(fā)展來論證城市化的出現(xiàn)。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指出：“某一民族內(nèi)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yè)勞動和農(nóng)業(yè)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xiāng)的分離和城鄉(xiāng)利益的對立�！� ［19］

確實，人口的集中、知識與信息傳播的加快，尤其是分工和利益分化也使市民權利意識覺醒，使社會成員在經(jīng)濟、社會進步中扮演了更主動的角色。他們關心公眾事務，不僅要求在這方面取得利益，而且也會積極投入。這種大眾參與的政治文化，也是政治現(xiàn)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體到我國而言，一方面，我國傳統(tǒng)上是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農(nóng)民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歷來的國家治理都是從這一國情出發(fā)的；尤其我國曾經(jīng)歷計劃經(jīng)濟時代，強調集體利益，忽視個體意識和個人權利，那時的人們很少有獨立的利益要求及政治參與訴求。

在與市場經(jīng)濟同步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中，人們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契約意識、參與意識、公共意識得到了加強，視野也更開闊了，市民的知識素養(yǎng)和社會素養(yǎng)不斷提高，成為參與型的現(xiàn)代政治人，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轉變，對我國的國家治理將產(chǎn)生深遠影響：

第一、  中產(chǎn)知識階層的崛起。城市化形成的過程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同時也是中產(chǎn)階級形成的過程。不僅僅城市居民的勞動收入明顯高于農(nóng)村，真正拉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是財產(chǎn)性收入尤其是不動產(chǎn)收入。收入的提高和財富的積累為中產(chǎn)階層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機會，使其擁有更多的知識和社會理性，從而可以為成熟的城市政治文明建設提供良好的群眾基礎。

第二、  不同利益主體的形成與分化。城市分工促進社會各階層利益分化，他們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和權利要求，形成新的博弈結構和行動邏輯，構成公共社會治理的階層因素。

第三、  公民身份和社會公共治理基礎。城市化賦予了人們新的市民和公民身份，首先人們會更加有意愿參與到社區(qū)和單位的“小型社會治理”之中，逐漸的延伸到對整個城市公共社會生活的關注和參與。市民身份的自我確認和公民身份的價值認同，從微觀個體聚合的層面為社會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礎。

第四、  多元化的社會組織基礎。城市降低了集體行動和社會交往的成本，使市民參與各個社會組織變得更加便利和高效。尤其是信息化技術的提高，城市中的人們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形成線上組織并順勢遷移到線下。加上利益的分化和社會交往的活躍，從而形成了眾多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他們在城市生活中表達自己的聲音和建議，在集體活動的背景下積極參與城市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構成多元城市生活的重要力量。

基于此，城市化進程為我國公共社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即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矛盾的解決，必須以對我國當前社會利益主體激增、分化、多元以及主體意識增強這一時代背景的清楚認識為前提，進而在此基礎上改變過去政府主導城市規(guī)劃、建設和運行的城市治理模式，讓更多的利益主體參與到城市化發(fā)展的進程中來。這可以說是新時代，基于信息化社會下新型城市化對公共事業(yè)管理的新要求。

從目前情況看，提升我國城市化中公眾參與的水平和質量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快完善法律制度體系，提升公民的社會法律地位，構建市民參與城市公共生活的基本游戲規(guī)則，同時通過科學合理的流程保證公民的參與在合法的范圍之內(nèi)，防止出現(xiàn)由于城市化進程過快導致的集體非理性表達和社會治理困境。需要意識到，城市化不是簡單的通過混凝土構筑現(xiàn)代社會的物質生活空間，還需要一系列軟性的法律制度條文。面向和符合城市化要求的法律體系，是城市另一個重要的的基礎設施。

第二、積極引導與規(guī)范非官方社會組織（NGO）的健康發(fā)展，形成多元化、機構化、有效制衡的的社會治理格局，減少單個公眾“散戶化”參與城市公共治理的局面，有利于更加理性和規(guī)范的利益訴求和表達。按照“政府組織、依法辦事、專家領銜、部門合作、公眾參與、科學決策”的公共社會決策和治理模式，采用科學規(guī)范的流程將公民參與的方式和流程固定下來，降低各類事項的隨意性和不規(guī)范化，提高市民的參與度和對社會穩(wěn)定的責任感。事實上，公共治理路徑并非“二選一”，而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政府主導公共管理的大部分行政性事務，另一方面在部分領域實現(xiàn)與社會組織間的橫向合作，由此共同形成縱橫合作的公共治理中軸。［20］正像米格代爾指出的，國家與社會組織的互動可以為雙方帶來收益，而這時治理模式也會隨著國家與社會組織間的關系變化而變化。

第三、建立扁平化、效率導向的信息公開和發(fā)布機制，事件發(fā)生后第一時間主動占領媒體陣地，向社會公眾及時真實的傳遞新聞事件背后的真相，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提升事件進程的透明度，將信息的不良發(fā)酵和輿論浪潮規(guī)避在搖籃之中。行為經(jīng)濟學和管理學表明，知情權和透明度能有效降低客戶對商家或企業(yè)的負面情緒，只要客戶能在全程擁有知情權，對企業(yè)的一些行為比如時間拖延等表示極大的理解和寬容。該發(fā)現(xiàn)也是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建立透明化車間或廚房的理論基礎。建立新聞發(fā)言人和市長信箱等制度，都是積極的嘗試，而且事實證明已經(jīng)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充分運用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手段和信息互動模式，構建扁平化、網(wǎng)絡化、社交式的城市公共治理體系，提升公民公共生活的參與度和責任意識，形成社會、政府和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網(wǎng)絡。實際上當前很多城市行政部門建立了微信公眾號、小程序和APP，在提升公民參與度等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公民的充分參與，對于構建社會理性和提升制度文明方面具有良好的正面效果，也可以大幅降低輿情事件的沖擊。

雖然城市化為公共治理體系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奠定了形成新型社會的基礎和條件。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城市化社會管理的推進也要循序漸進，要與國家公共治理能力建設相適應。沒有科學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統(tǒng)，城市公共社區(qū)的治理也將難以保證。社會公共治理是一門科學，需要站在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來理解和審視。

四、新的命題：輿情社會的雙刃劍與走出“塔西佗陷阱”

”究竟何謂輿論？輿論是如何誕生的？輿論的源頭在哪里？輿論是通過何種方式表達的？又是如何轉化、如何匯合的？輿論的生產(chǎn)力是什么？”——加布里埃爾·塔爾德［21］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抡J為，權力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影響力，突出地表現(xiàn)為話語權的擁有狀況，并將“話語”界定為說話的資格，“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jù)某些成規(guī)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保�22］媒介社會，話語已經(jīng)成為人們表達意愿與觀點，引起大眾和政府決策者注意，從而影響乃至左右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塔爾德眼里，輿論本身是各種判斷的總合，而輿論的源頭就是話語權之間對抗的所在。他提出：“從一個人開始的觀點轉化為社會的觀點、然后又轉化為輿論；這個轉化過程的動因，在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是公共話語，在當代則是報紙。”當然，兩百年后的今天，時代的車輪滾滾而前，報紙早已拱手讓出自己的話語壟斷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日新月異的網(wǎng)絡媒介，是門戶網(wǎng)站、個人博客，社交媒體…．．

現(xiàn)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已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信息平臺。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7．72億，普及率達到55．8％。［23］今年5月，騰訊公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微信和WeChat用戶已突破10億，達10．4億。同月，來自新浪微博的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微博月活躍用戶數(shù)達4．11億。

于是，網(wǎng)絡時代傳播方式的變革帶來了整個社會話語權的重構，以往官方的壟斷地位受到?jīng)_擊，這一方面是現(xiàn)代社會文明的進步之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命題和挑戰(zhàn)。傳統(tǒng)媒介時代，信息傳播的“把關人”制度保證了政府“集約式”的話語權，彼時政府對信息的流動內(nèi)容、數(shù)量、方向都有高度的掌控能力。而網(wǎng)絡時代的話語權特征是分散的、流動的和開放的，來自民眾的批評、質疑聲無時無刻不在挑戰(zhàn)政府權威。

甚至于身處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許多民眾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我不相信”強迫癥，“癥狀較輕的每當讀到新聞報導，不管來自《環(huán)球時報》還是新浪微博，第一反應一概都是我不相信這是事實的真相；癥狀較重的則慣用陰謀論去揣度整個世界，他們奉行‘兩個凡是’原則：凡是你竭力主張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設想到的最壞可能性就是真的�！保�24］

這可能是快速信息化、城市化進程中所必然經(jīng)歷的“過渡性”問題。在這一進程中，傳統(tǒng)信息表達的權威遭到質疑，一些政府部門因為語言體系的限制而逐漸步入“弱勢地位”。

在2014年的一次地方考察中，習近平總書記就曾提到“塔西佗陷阱”。他說：“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fā)表什么言論、無論做什么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zhí)政基礎和執(zhí)政地位�！保�25］

確實，隨著近年來公共危機事件頻發(fā)，經(jīng)網(wǎng)絡媒體傳播曝光后，政府如果缺乏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難免會逐漸陷入“塔西佗陷阱”。

政府跌入塔西佗陷阱的深層原因，從宏觀層面看，隨著經(jīng)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的深刻變革和調整，利益主體多樣化和價值取向多元化日益凸顯，各類社會矛盾逐漸顯現(xiàn)。尤其是，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發(fā)生變化，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著超越基本物質經(jīng)濟層面的要求，還有社會公平、公共生活的參與、制度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等方面的要求。

從微觀層面看，政府工作人員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員和基層官員，對信息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存在較大的不適應。尤其是在應對輿論事件方面，對信息化、自媒體化的“信息廣場”還采用傳統(tǒng)的危機處置方式，不僅無法想當然的“息事寧人”，還可能引發(fā)處理不當導致的“二次危機”。來自政府基層和執(zhí)行層的粗暴治理，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塔西佗陷阱”問題，也為社會治理和輿情管理帶來新的命題和挑戰(zhàn)。

從公眾心理角度看，公眾對于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的期望與對行政部門整體角色和運作的認知產(chǎn)生的相對剝奪感和失落感是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根本的原因。

輿論學奠基人沃爾特·李普曼曾言：“管理者要么是馴服輿論， 要么是服從輿論”。［26］面對社會輿情，有些政府官員要么極力遮掩、手足無措， 要么反映遲滯、出言搪塞， 甚至將希望寄托于事件的不了了之，追責的承諾也拋之腦后。這些舉措顯然并不是治療“塔西佗陷阱”的藥方。長此以往，負能量會在民眾中淤積，只會是一劑破壞社會公信力的“毒藥”。［27］

而唯當有關方面正視“塔西佗陷阱”給政府工作和社會管理帶來的沖擊和挑戰(zhàn)，不忽視、不畏懼，勇于直面危機、解決問題，加強信息的公開、透明和權威發(fā)布，重塑政府公信力，官方和民間輿論進行互動、協(xié)商， 通過補充、完善， 才能使分化的官民話語體系漸趨走向融合。

回到開篇提到的疫苗事件，從7月21日疫苗輿情爆發(fā)以來，政府處理不可謂不迅速：

7月22日，國家領導人對疫苗事件作重要批示；

7月23 日，公安機關立案調查長生生物；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查明，28省份回應；

7月24日，公告長生生物股票將被＂ST＂ ；

7月25日，國家藥監(jiān)局：今起對全國45家疫苗企業(yè)全流程、全鏈條徹查；

7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已展開接種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兒童補種；

7月27日，國務院調查組：調查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已基本查清長生公司違法生產(chǎn)狂犬病疫苗的事實。

還有昆山龍哥事件，9月1日昆山警方發(fā)布案件通報，認為于海明屬于正當防衛(wèi)，不負刑事責任，撤銷該案。一時間轉發(fā)評論刷遍朋友圈，網(wǎng)友直呼：大快人心。

可見只要處理得當，社會公眾還是最終趨于理性和平靜，盡管它在人們的心口留下了永久的印痕。而輿情浪潮后，擺在我們面前更大的問題是：政府該如何面對信息化時代下洶涌澎湃的的社會輿情，與城市進程中的公共意見表達訴求？又如何充分抓住信息化和城市化形成的新時代背景下，新型社會治理在技術和公共認知方面出現(xiàn)的新機遇？事情的第一步，當然需要的是全體社會的積極面對、理性對待。社會治理者和公眾之間，應該不斷強化信任和理解。

我們其實更加期待的是，隨著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輿情危機會變少。不是因為官方處理輿情的能力與日俱增，而是因為太多的輿情事件在它發(fā)生以前，就已被扼殺在社會理性和科學思辨的搖籃里，它們根本就不該發(fā)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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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aSwisher，＜Mark Zuckerberg wanted Facebook to change theworld． And it has — but not for the better＞，NBC News，Aug．05．2018

［3］［7］［14］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譯林出版社，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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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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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讓·鮑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譯：《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5

［12］漢唐天，2017：《縱觀歷史，人到底是是越殺越順服，還是越殺越反抗？》，知乎

［13］趙歲斐，2013：《“網(wǎng)絡集群行為 ”與“價值累加”》，《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

［16］謝志巋； 陳紅艷； 王向民，2007：《城市化與民主政治關系及路徑選擇》，《江西社會科學》06期

［15］［17］《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劉利譯注，中華出局出版社，2007．4

［18］謝志巋； 陳紅艷； 王向民，2007：《城市化與民主政治關系及路徑選擇》，《江西社會科學》06期

［19］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人民出版社，2003．1

［20］閆臻，《城市社區(qū)組織化治理：自上而下的科層制嵌入與橫向聯(lián)系的扁平化合作》，2018．5

［22］米歇爾·�？�，《話語的秩序》，《語言與翻譯的政治》，許寶強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23］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信息中心第41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2018．1

［24］周濂著，《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25］習近平在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6］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

［27］趙冬晶、駱正林，2013：《自媒體時代，如何應對“塔西佗陷阱”？》，《閱江學刊》05期

湖北加油！中國加油！

這座擁有浩蕩江湖氣的碼頭城市，從來沒有褪下俠義的豪氣，對扛在最前面的醫(yī)護人員，武漢人沒有吝惜自己內(nèi)心的那團火熱。醫(yī)者不是神，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我們身上屬于信念的那些熱忱，擊碎了作為常人的恐懼。

—END—

       原文標題 : 趙建，高瑋：圍觀改變中國——信息化與城市化雙重疊加下的輿情治理